弗洛姆：我们的道德问题，是人对他自己的冷漠
“良善与邪恶的后果，皆非出于必然或命中注定。其决定全在于人，在于他能够认真地关切他自己、他的生活及幸福，在于他愿意面对他与他社会的道德问题，在于他有成为自我以及为自我而生活的勇气。”
我们的道德问题
是人对他自己的冷漠
人对势力的态度，根源于他所生存的环境条件。由于我们是具有形体的人类，必然受制于权力——自然的权力或人为的权能。
有形的势力，可以剥夺我们的自由并置我们于死地。我们是否能够抵抗或克服这一势力，则视我们本身有形力量的附带因素以及我们所用手段的效力而定。
在另一方面，我们的心智并不直接受制于权力。我们所认识的真理，我们所信仰的理论，并不因势力的影响而失效。强权与理性存在于不同的领域，同时势力绝不能推翻真理。
这一意义是否说，人即使天生于桎梏之中也都是自由的呢？这一意义是否一如圣·保罗与马丁·路德的主张，一个奴隶的心灵可以和他主人一样自由呢？如果真是如此，必可大为简化人类生存上的问题。
可是这种主张忽略了一点事实，即观念与真理并非与人体分隔地单独存在，而人的肉体影响他的心智，人的生理与社会状态影响他的心理状态。
人有认识真理的能力与爱人的能力，然而他——不仅肉体的他，而且是整体的他——却受到优越势力的威胁。如果使他求助无门和感到恐惧，便会影响他的心智，使它的作用产生偏差而形成瘫痪。
权力的瘫痪性影响力，不仅由于权力所引起的恐惧，同样出于一种隐讳的指望——指望当权者给予保护，照顾服从权力的“弱者”，因为当权者能够保证一种体系的存在并在此一体系中给个人一个位置，使他免于疑虑与不安，进而得到安全感。
人的真正“堕落”，便是屈服这种权力的威胁与许诺。屈服于权力，等于在支配之下丧失他的权力。
他丧失了用以使他真正成为人的权力；他的理智失去了作用；他也许很有智慧，他也许具有处理事物与自己的能力，可是他接受了支配他的权力所称的真理。他丧失了爱的能力，因为他的感情已受到他所依赖者的束缚。他丧失了他的道德意识，因为他对当权者没有置疑或批评的能力，致使他对任何人或物不能作合理的道理判断。他是偏见与迷信的牺牲者，因为他对那些错误信念所依据的前提，没有能力探讨它们的正确性。他自己的心声，不能唤回他还归自我，因为他听不到这一心声，他所全心倾听的是有权支配他的那些呼唤。
无疑地，自由是幸福与美德的必需条件；这一自由，并非是意识上可以任性选择的能力，亦非脱离需要的自由，而是依照他生存的法则来认清潜能何在与发挥真正人性的自由。
如果自由——即反对权势以维护个人完整的能力是道德的基本条件，那不是说西方世界的人已经解决了他们的道德问题吗？那不是只有生活在剥夺个人与政治自由的极权专制政权下的人，才会有这一问题吗？诚然，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所获得的自由，包含着容许个人发展的承诺，这是任何专制政权之下所没有的情形，尽管它们宣称它们的作为是基于个人的利益。不过，这只是一项承诺，而非理想的实现。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我们的文化与否定人性最佳成就的生活方式之间的比较，我们便会蒙蔽我们本身的道德问题而不自知，因而我们便会愚昧于我们自己也屈从于权力的事实，并非屈服于独裁者及其政治官僚的权力，而是市场、成就、舆论、“常识”——不如说是常有的无稽之论的权能，以及屈服于使我们成为其奴仆的机器的权力。
我们的道德问题，是人对他自己的冷漠。
这一情形的产生，是由于我们丧失了对个人重要性与独特性的意识，我们已使自己成为外界目的的工具，我们把自己当作商品，我们本身的权力已与我们自己相异化。我们已变成物品，我们的邻人也已变成物品。其结果是我们自觉无能而自我蔑视。因为我们不信任自己的权力，所以我们也不相信人，不相信我们自己或是我们自己权力的创造力。我们是一伙群盲，相信我们所走的路一定会导向一个目标，因为我们看见其他的人都走同一道路。我们置身于黑暗中，我们之所以保持我们的勇气，是因为听见每个人和我们一样地吹着口哨。
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曾说：“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是被容许的。”
无疑，这是大多数人所相信的一句话。他们之间的差异，只是有些人的结论，认为必须保持上帝与教会的活力，藉以维护道德的规律；另一些人则接受可以无所不为的观念。认为没有真正的道德原则，生活中的唯一节制原则是得失的权衡。
相反地，人本伦理学的观点认为，人只要活着，他便知道什么是被容许的；同时具有活力的意义，就是具有创造力，运用个人的权力，并非为了超越人类领域的任何目的，而是为了自己，了解个人存在的意义，以及致力做人类的一分子。只要任何人认为他的理想与目的不属于自己，认为它们超越了人的领域，无论是在过去或是将来，他便会越出自我的范围，而在可能达到理想和目的的地方徒劳地追寻。他会处处摸索寻求解决的办法与答案，唯一不去寻求的地方，就是在他自我的领域中能够找到解答的地方。
“现实主义者”向我们保证，道德的问题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他们告诉我们，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分析显示，一切的价值，皆依某一文化的需要为准。他们认为我们个人与社会的前途，端视我们的物质效果而定。可是这些“现实主义者”却忽略了某些确切的事实。他们没有认清在个人的生活中如果长期地呈现着空虚与毫无头绪，如果缺乏创造性以及因而对自己与人类缺乏信心，便会导致情绪与心理上的烦恼，进而甚至使个人丧失达到他的物质目的的能力。
今日听信命运预言的现象，正在日渐增加。在我们当代的情况中，这些预言虽然对于危机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警世功用，它们却未考虑到人类在自然科学、心理学、医学及艺术的成就中所带来的希望。
无疑，这些成就表现了强大的创造力，实与文化衰落的景象难以调和。我们的时代，只是一个过渡。中世纪并未终止于15世纪，现代世纪的开端亦非紧随中世纪之后。这一终止和开端，涵盖了一个持续四百多年的过程——我们若非以我们的寿命，而是就历史的里程来衡量，这真是一段很短的时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终结，也是一个开端，孕育着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现在我若重复本书开始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是否有理由感到自豪与怀有希望，其答复仍然是肯定的，不过在整个讨论之后产生了一项条件：
良善与邪恶的后果，皆非出于必然或命中注定。
其决定全在于人，在于他能够认真地关切他自己、他的生活及幸福，在于他愿意面对他与他社会的道德问题，在于他有成为自我以及为自我而生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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